吕布故事分析 第1篇
首先， 林文《吕布的失策》认为吕布兵分三路的部署可能存在问题：“吕布应分兵一部监视夏侯惇据守的鄄城，而他自己则率军先取范，而后与陈宫合攻东阿，最后再进攻鄄城。如果这样，吕布应能争取到使兖州战局在曹操返回前对他更有利些，而对方也更难在兖州立足”。
林文所言不无道理，但兵法云“擒贼先擒王”，鄄城是州治所在，曹操家属尽在其中，攻占鄄城的政治意义十分重大。当时，荀彧急召夏侯惇放弃濮阳，速来驰援，即为此。《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云：“ （荀）彧知（张）邈为乱，即勒兵设备，驰召东郡太守夏侯惇“。《夏侯惇传》曰：“太祖征陶谦，留（夏侯）惇守濮阳。张邈叛迎吕布，太祖家在鄄城， 惇轻军往赴，适与布会，交战。布退还，遂入濮阳， 袭得惇军辎重”。所以，吕布断不会轻易放弃攻打鄄城。
另外，攻打鄄城的不止吕布一方，豫州刺史郭贡亦曾“帅众数万来至城下，彧言与吕布同谋，众甚俱”。吕布选择攻打鄄城可能也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且城中有叛将做内应，相信凭自身兵力足以攻破。未曾料到，郭贡与城中内应均被荀彧、 夏侯惇一一解决，而曹操留给吕布的时间又有限，所以不大可能临时再改变方案。至于说与陈宫合兵一处共击东阿，当时袁绍可能已经开始集结兵力，准备进攻东武阳，所以陈宫所部并不敢轻举妄动，合兵之计并不现实。
当然，就战略部署来讲，吕布的做法并非最佳选择，占领濮阳之后，吕布应当集中力量攻取鄄城，而不是分兵。可能吕布对曹军剩余力量估计不足，认为仅凭自己即可攻破，所以才有此番部署。而且，正如程昱所言，联军内部可能存在裂隙，不能紧密合作。《三国志·魏书·程昱传》 云：“陈宫叛迎吕布而百城皆应，似能有为，然以君观之，布何如人哉！夫布，粗中少亲，刚而无礼，匹夫之雄耳。宫等以势假合，不能相君也。兵虽众，终必无成“。
无论古代前贤还是后世学者，对吕布的评价近乎一致，均认为其勇而无谋、轻于去就。认为吕布属于“轻侠”一类人物，其特点是“ ‘ 骁武’，‘尚气力’，有其斗争和反抗的一面，而其弱点是勇而无谋，并易为人们所利用”。《 三 国 志·魏书·吕布传》 云：“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汉书·地理志》云：“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吕布长于边地，习弓马，沾染胡俗较深，而与中原文化不相容，故程昱言布“刚而无礼”。
正是由于吕布不为中原士人所容，所以投袁术被拒，投袁绍被赶，投张杨被图，几无容身之地。后来终于在陈宫、张邈的支持下，得以入主兖州，但吕布同他们的关系也颇为微妙。《三国志·魏书·吕布传》云：
吕布故事分析 第2篇
鉴于袁绍治下的冀州豪强“擅恣”、土地兼并严重，曹操不得不“重豪强兼并之法”，向地主豪强争夺土地和人口。从曹操官渡战后对冀州豪族实行的政策，我们亦可推知曹操统治兖州之时的措施应与之类似。
另外，同样作为“非儒家寒族”的刘备，在入蜀后面对的情形与曹操入主兖州非常相似，二者均需对当地的大姓豪族进行限制和削弱。《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刘备取成都后，“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又“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这些记载无不表明刘备入主成都后，曾对益州豪族的屋舍、田地以及金银予以没收。虽然刘备所取城中金银的来源存在着争议，分房屋、分田地的计划因赵云阻拦也并没有实现，但根据考证认为刘备用以赏赐将士的金银大部分是取自于成都豪族和富贾，也的确没收了他们一部分田宅。
刘备取其金银、分其田宅都是打击益州豪族统治政策的具体体现。同理，曹操入主兖州后也得实施类似的政策，击破黄巾后所收降“男女百余万口”的生存问题、频繁进行的对外战争对于军粮物资的需求，都在客观上为曹操削弱当地豪族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因为粮草和财富大多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以对外战争为名向大姓豪族征发战略物资和掠夺土地财富，逐渐削弱他们的经济基础，是曹操入主兖州后在经济上打击当地豪强的重要方式。
综上所述，曹操兖州之战的胜利不是得益于兖州大姓的支持，而是由于曹操采取剪除异己、任用寒门、征发军资和抢夺土地等一系列措施对兖州的大姓、名士和豪族进行打击和限制，使他们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丧失了对地方_控制的垄断地位，进而导致他们依靠外来军事力量图谋推翻曹操统治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吕布故事分析 第3篇
方先生认为：“实际上，陈宫对吕布是轻视的，仅将他当作一名‘壮士’使用，陈宫说词中一个‘权’字，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也正因此， 程昱才会说“（陈）宫等以势假合，不能相君也”。的确，陈宫只是暂时将吕布及其掌握的并州军事力量作为其争夺兖州、纵横一时的工具，并非真心归附，后来部下郝萌于徐州反叛之时，陈宫亦有参与。《三国志·魏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曰：“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时，（吕）布将河内郝萌反，将兵入布所治下邳府”，后吕布在部将高顺和曹性的协助下平定叛乱，“布问（曹）性，言‘（郝）萌受袁术谋’。‘谋者悉谁’？性言‘陈宫同谋’。时宫在座上，面赤，旁人悉觉之。布以宫大将，不问也”。
从背叛曹操至谋反吕布，陈宫实在称不上忠义之士。既然陈宫并非真心拥戴吕布，那么作战之时不能并力杀敌也就可以理解了，其实即便战役初期陈宫为袁绍部所牵制，但当吕布与曹操在濮阳城前相持之时，陈宫应果断放弃东武阳，尽早与吕布合兵一处共抗曹操，如此尚有缓和的余地。可事实上陈宫所部在前往攻打东阿后便不知所踪，直至吕布接连为曹操所败后，才在东缗出现。
另外，兖州之战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当属张邈一部，如果说陈宫不能分兵增援是由于受到了袁绍的牵制，那么张邈所在的陈留郡相对来讲比较安全，未见有敌军动向，其缘何自始至终都未见动静？着实令人费解。张寅潇撰文曾对该问题进行过分析，认为“反叛之事本是陈宫挑起，加之张邈本无主见，不明就里便做了他人手中的工具，可见张邈反叛之决心不够坚定，没有出现在战场上尚在情理之中”。《 论汉末吕布》则认为陈宫、张邈不能积极主动地配合吕布作战是缘于他们的自保心理在作怪，“ ‘以势假合’、力量分散，即是吕布兖州之败的重要原因”。此观点很有见地。
陈宫、张邈作为地方名士，一直致力于为兖州寻求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以作庇护，迎曹牧吕皆是如此，然而，他们所在意的并非征战天下，而是地方的权势。明了于此，便知陈宫迟迟不忍放弃东武阳，张邈不舍离陈留为哪般了。正是这种画地自保的心理使他们在作战时畏首畏尾，不能积极地根据形势的变化更改自己的战略方向，这种自私、不顾大局的做法终于导致了自己的覆灭。
吕布故事分析 第4篇
《论汉末吕布》又说：“曹操在收复兖州时，兖州大姓出力颇多。曹操反攻濮阳时，大姓田氏反间，助其入城；吕布在屯驻乘氏时，为县中大姓李进所破。大姓与张邈、陈宫等纯粹的名士不同，他们的行为向来以维护自己在地方上的利益为主。曹操击败了进入兖州的青州百万黄巾，保卫了兖州大姓在地方上的权势，所以大力支持曹操。这是吕布兵败兖州的又一原因”。
关于田氏为曹操还是为吕布反间的问题，多数人认为曹操是在田氏的帮助下才得以入城，林榕杰却认为“曹操进攻濮阳并不顺利，他曾中反间计攻入城内但被击败”。同意林先生的看法，田氏并非曹操内应，而应是吕布派往曹操处诈降之人。
至于李进是否为县中大姓，也值得商榷。《三国志·魏书·李典传》曰：“（李）典从父乾，有雄气，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吕布之乱，太祖遣乾还乘氏，慰劳诸县。布别驾薛兰、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听，遂杀乾。太祖使乾子整将乾兵，与诸将击兰、封“。卢弼《三国志集解》据此认为“李姓为乘氏大姓”，然李典本为“山阳巨野人”，则从父李乾亦当属巨野，“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应该在其迁往乘氏之后。这样看来，李姓是否为乘氏大姓就要打个问号了，而李进是否为李乾宗族也不知晓。《论汉末吕布》文章中所谓“曹操在收复兖州时，兖州大姓出力颇多”观点的证据似显不足。
毋庸讳言，兖州如李乾等部分大姓豪族的确不肯党附吕布，但他们毕竟是少数的，其中原因并非“曹操击败了进入兖州的百万黄巾”。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兖州刺史刘岱被黄巾杀害，正是陈宫和鲍信等人力保曹操入主兖州，当时兖州豪族的确对曹操感恩戴德。但后来随着名士边让被杀，徐州百姓被屠，陈宫、张邈等大姓名士逐渐改变了他们对曹操的看法，故而又迎吕布“共牧兖州”。“郡县皆应”说明当时大多数兖州豪族已经背叛曹操，转投吕布，兖州豪族感恩曹操剿灭黄巾在前，背弃曹操转投吕布在后，这是两码事，不宜混为一谈。
唐长孺《东汉时期的大姓名士》明确指出：“东汉时期的地方_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地大姓、冠族控制的”。“名士通过功曹职位和主持乡里清议来操纵选举，实质上也就是当地大姓、冠族操纵选举……二者的结合就是大姓与名士的结合“。东汉末年，大姓、名士处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这些都表明在东汉末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姓”与“名士”牢牢操控着地方_。
身为名士的陈宫、张邈之所以能够在兖州翻云覆雨，正是得益于他们与大族的密切关系。这些名士和豪族既可以借助曹操的军队击败黄巾，在曹操擅杀边让、血屠徐州后，他们同样可以倚仗吕布的精骑对付曹操，其初衷都是为了保卫自己在地方上的权势。但作为“非儒家的寒族”，曹操在入主兖州后，为巩固自身统治，势必会对当地的豪族进行削弱和打压，同时，曹操“唯才是举”的选拔标准也对两汉盛行的察举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些都有力地限制了大姓、名士和豪族对地方_的控制，进而影响到兖州之战的战局和中原的局势。
曹操打压兖州地方势力的一个典型案例便是杀害名士边让及其家人。《后汉书·文苑列传》曰：“边让字文礼，陈留浚仪人也。少辩博，能属文”。大将军何进闻让才名，征为令史，“以礼见之”，“府掾孔融、王郎并修刺侯焉”。《后汉书·孔融传》云：“（孔）融由是显名，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齐声称“。《后汉书·郭太传》亦曰：“谢甄 …… 与陈留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对于边让这样一位当世名士，“议郎蔡邕深敬之，以为（边）让宜处高任，乃荐于何进”。正是在蔡邕的大力举荐下，“（边）让后以高才擢进，屡迁，出为九江太守，不以为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乱，让去官还家”。
曹操于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被迎为兖州牧，边让却“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面对边让对己的“轻侮”，曹操找借口将其杀掉，“建安中，其乡人有构让于（曹）操，操告郡就杀之”。曹操杀害名士边让，表面上看是因其“多轻侮之言”，实际上此举旨在杀鸡儆猴，是对不服从自己统治的名士和豪族的严重警告。
除迫害那些不服从自己统治的兖州名士外，曹操还任用大批当地的寒门庶族为官，打破大姓名士对地方选举的垄断，继而限制他们与地方豪族的联系，削弱他们对地方_的控制。陈留毛玠、东郡程昱、泰山于禁、陈留典韦、山阳满宠等都是曹操入主兖州后着力提拔的重要掾属，他们的入仕不仅为曹操集团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两汉重声名的“乡举里选”制度，从政治层面削弱了地方名士对于_的控制力。
在经济层面，曹操对当地豪族应该也有不同程度的打击，受史料所限，其间详情现已无从知晓，但从曹操后来的政策和刘备入蜀后的做法我们还是可以略知一二。田余庆《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一文明确指出，“曹操在官渡战后搞‘整齐风俗’，‘重豪强兼并之法’，‘唯才是举’，扩充屯田，禁止厚葬，都是继续针对世家大族及其政治代表而采取的有力措施”，其论甚是。官渡之战曹操击败袁绍后，曾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九月颁令曰：
吕布故事分析 第5篇
对于决定战争胜负至关重要的粮草问题，林的文章认为“吕布既未能在兖州本地解决，又未能从外部（如徐州陶谦、扬州袁术处）获得帮助”，“吕布兖州之败，与其部缺乏粮草不无关系，而这又与‘麦收之战’的胜负有关联”。
事实上，吕布和曹操在濮阳对峙百余日后，“蝗虫起，百姓大饿，（吕）布粮食亦尽，各引去”。当时两军粮食供应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因粮草不足，曹操还曾试图答应袁绍“连和”的要求，向其称臣。《三国志·魏书·程昱传》曰：“太祖与吕布战于濮阳，数不利。蝗虫起，乃各引去。于是袁绍使人说太祖连和，欲使太祖迁家居邺。太祖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由此可知当时的情形何其危急，竟令枭雄曹操都起了投降之心。后幸得程昱及时阻止，并联合东阿县令枣祗尽力搜罗了三日军粮，这才帮曹操渡过危机。“初，太祖乏食，（程）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颇杂以人脯”。《三国志·魏书·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载令曰：“故陈留太守枣祗，天性忠能……祗深附托于孤，使领东阿令。……后大军粮乏，得东阿以继，祗之功也“。
粮草是否充足对于战争的胜负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双方均已乏粮的不利情势下，曹操凭借部下程昱等人努力筹来的三日军粮渡过了难关，这才得以继续与吕布军作战，并最终取得胜利。然而，占有城池更多、获得更多大姓豪族支持的吕布却在关键时刻无法满足战斗对于粮草的需求，显然，在曹操统治时期，兖州豪族所积累的财富和粮食已被曹操搜刮殆尽，这才出现兖州之战时当地大姓豪族无力为吕布军持续提供足够战略物资的尴尬局面。
另外，东郡太守臧洪书信中“仆据金城之固，驱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为一年之资”之语亦可作为旁证。兖州之战爆发后，袁绍趁机出兵占领东郡大部，任命臧洪为东郡太守，屯东武阳。后来吕布战败，张邈留弟超守雍丘，曹操率兵围之。因张超为臧洪故主，故臧洪向袁绍请兵救援，绍不听，洪遂与之绝，绍遣兵攻城，使陈琳作书招降，臧洪这封书信便是写给陈琳的回信，其中“金城”指的正是东郡郡治所在——东武阳。自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曹操进驻东郡至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臧洪为东郡太守的三年间，曹操通过向民间征发和抢掠等多种方式，在东武阳积攒了数量巨大的物资，战役初期陈宫迟迟不愿退出，可能也是出于保护这批物资的考虑。
然而，陈宫最终还是敌不过袁绍，“三年之畜”就这样白白留给了敌方，吕布得不到补给也就不奇怪了。军队没有了给养，战斗力必然下降，自保尚且不易，遑论攻城？更何况当时袁绍已经占据了东郡大部，客观上帮助曹操渡过了危机，而留给吕布的战略空间却越来越小，所以在后期的交战过程中，曹操逐渐占了上风。
袁绍在河北对兖州虎视眈眈，故而吕布不敢冒险实施曹操所说的“断亢父、泰山之道”计策；袁绍直接出兵，有力地牵制了陈宫所部，使其攻打东阿的原定计划受阻，同时也减轻了曹操正面的压力；袁绍对东郡施加的压力，使吕布在粮尽之时不得已撤出濮阳；袁绍对东武阳的占领，抢夺了城中相当数量的粮草，导致吕布在蝗灾饥荒发生时不能得到有效的补给。如此种种不利的局面均与袁绍出兵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吕布的失败与袁绍对曹操的大力支持不无关系。没有了袁绍的干预，吕布或许还能以己之勇略和陈宫之智谋与曹操一决高下。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袁绍出兵东郡看似援助曹操，实则是对兖州的争夺，最终的结果是占领了原本属于曹操的东郡大部领土，只是在客观上为曹操战胜吕布提供了便利。作为“汉末儒家豪族的代表人物”，袁绍与“非儒家寒族”的曹操属于对立的阶层，曹操起兵初期， 由于自己“赘阉遗丑”的出身和力量的弱小，不得不先依附于“四世五公”、更为强大的袁绍，而袁绍也因忙于河北事务无暇抽身，这才派曹操前往东郡协助自己经营河南地界。然当曹操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与袁绍的矛盾必将逐步激化，直至付诸战争，这是由二者不同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田余庆《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明确指出，“曹袁之争是地主阶级内部两个阶层、两种势力之争”，兖州之战“就其基本性质说是与官渡之战一脉相承的”，堪称精识。
最后，有研究学者认为，“充州之战期间，吕布在外交上也不成功。他在‘伐交’方面——阻止袁绍支援曹操无所作为，在争取外援上也不成功。本来他应该设法与陶谦联系，获得徐州方面的援助，这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他较为孤立的状态。此外，袁术在初平四年也曾被曹操大败，因此他应该也会想借机向曹操复仇。然而吕布在此役中实际上未能获得任何外部援助，这说明他在外交上没有取得成功”。
诚如所云，兖州周边有陶谦、袁术可请援，但一方面他们被曹操刚刚打败，尚未有足够力量援助吕布，另一方面，兖州之战事发突然，从兴平元年至二年，吕布败退也就一年左右时间，几乎没有任何实施外交的机会。至于说阻止袁绍支援曹操也不现实，当初袁绍遣人杀害吕布不成，二者势同水火，且袁绍一直视曹操为己于河南之棋子，虽不欲其发展壮大，但若果真为吕布所灭亦非袁绍所愿。故而，吕布阻止袁绍出兵的可能性较小，令其保持中立已属难得，何谈阻止。若说外援，只有豫州刺史郭贡曾经出现过，但又被荀彧劝说回去，没有发挥作用。
在战役后期双方缺粮的严峻形势下，吕布军因得不到有效的供给，加之又失去了重要物资据点——东武阳，外交方面也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援助，故而在之后的战斗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境地，曹操军却因部下程昱等人搜集来的少量军粮渡过难关，逐渐在战场上取得了主动权。另外，袁绍的出兵干预也在客观上帮助了曹操，这些因素都对战争最终的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